[蘭州大學報]從抗美援朝戰爭回憶開來——記我所親歷的抗美援朝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精神的弘揚

日期: 2020-11-19 閲讀: 來源: 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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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保家衞國、保衞和平的戰爭,是一場大規模的非常殘酷的正義戰爭。本人從1951年5月入朝在中線——金(城)平(康)淮(陽)戰區進行戰鬥,到1952年10月底在上甘嶺戰役中負傷回國治傷和療養。本文是我在這一戰鬥過程中親歷的點滴往事和得到的啓發。

一、我們和大炮一同奔駛戰場

中學畢業後,我於1949年8月2日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到設在蘇州的華東軍政大學學習、訓練。1950年春被分配到南京第三野戰軍司令部青年幹校學習。6月朝鮮戰爭爆發,8月我被調到解放軍第三炮兵學校學習蘇聯炮兵的運用和觀測技術。當時使用的是抗日戰爭期間蘇聯支援中國軍隊的山炮。這年冬天南京特別冷,訓練時我們的手腳和臉多處被凍傷。

到1952年春,正當抗美援朝戰爭進行得十分激烈時,我被調到山東淄博地區的周村,加入新裝配122榴彈炮的炮七師二十團二營四連的指揮排,從事該炮連的觀測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配合訓練,在周村附近山區實彈打靶之後,乘軍列火車直赴中朝邊境的丹東市。

到達後我們看到鴨綠大橋已被美軍炸成三截,對面的新義洲已成一片廢墟。我們只能從市區上游的寬甸“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我們連的大炮由十輪大卡車牽引,指揮車和彈藥車由蘇聯小嘎司車(類似解放牌小卡車)開進。當時有一首英雄司機之歌:“熱情的馬達在歌唱,司機的心情多緊張,飛吧,飛吧,英雄的小嘎司,我們一同奔駛向前方”,表現了我們既緊張又義無反顧地奔向戰場的心情。

我們都是日宿夜行,敵機依然輪番不斷來轟炸掃射,為防止敵機來襲,朝鮮軍民在公路沿線的山上設有很多觀測哨,敵機一來即鳴槍示警,並大喊“邊機瓦哨”(飛機來了)。我們聽到槍聲和喊聲,即熄燈隱蔽到樹林裏。就這樣從天黑到天明也只能走幾十公里,有時一夜行程還不如步兵走得遠。目標戰場離中朝邊境才幾百公里,我們坐着汽車走了好多天才到達金平淮中線戰場。在這開進的過程中,有幾次見到朝鮮的老漢,他們向我們打招呼:“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還有一次我們在住地附近將大汽油桶埋在地上,防敵機掃射起大火,土堆類似新墳,幾位阿媽妮(老大娘)流着淚説我們將“烈士”埋得這麼淺不合適,要求幫着重埋。

二、在攻克鬥流峯、西方山的戰鬥中立功

中線金(城)平(康)淮(陽)戰區是38線以北敵軍向北最深入的地區,既是邱少雲犧牲的地方,也是上甘嶺戰役中黃繼光撲向敵槍口、奪回597.9高地的地方,還是1953年金城反擊戰我軍向敵方推進9.2公里、一舉逼使美軍於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時在 《朝鮮停戰協定》簽字有功的地方。當時只有金城是為敵佔領的陣地。而在中線西端平康城南偏東的鬥流峯、西方山是美軍的陣地,我軍陣地是平康盆地和盆地北的低山地。美軍居高臨下,便於機械化部隊在我陣地前展開,對我平康城一線陣地無險可守,威脅很大。

我們炮兵進入中線陣地後的六月間,我志願軍部隊決定要奪回鬥流峯、西方山這一要地。而這時正是國內三反五反增產節約時期,我們的炮又是志願軍最大口徑的榴彈炮,一發炮彈就是二兩黃金,絕不能浪費。師首長電話上要求我們每一發炮彈都要準確命中目標,如打不準,開玩笑要我們去把炮彈撿回來。

進攻部隊下午四時多發起攻擊受阻,要求我連炮火支援,試射的第一發炮彈打到敵陣地後山溝裏,周圍的步兵和各炮兵觀察點均找不到彈着點。我在距離最遠、海拔最高的五聖山觀測所發現了山溝裏微弱的煙土氣,斷定為試射的彈着點。經準確計算修正目標的座標,再發射的這一發炮彈即命中鬥流峯敵陣的主碉堡,迫使美軍抬着死屍和傷員敗走,使攻擊部隊在下午5時左右順利攻上這個陣地,佔領了這一戰略要地,使山下的平康城和周圍的大片盆地成為我軍鞏固的後方。為此我立了三等功,獲朝鮮軍功章,並被晉升為排級觀測員。

在我軍奪取這一戰略要地一年後的1952年10月11日的上甘嶺戰役前,為鞏固這一戰略要地,邱少雲和他的戰友一起,全身插滿偽裝的樹枝和野草,潛伏到鬥流峯、西方山南側的391高地的前沿,往南60米可清楚地看到鐵原方向敵陣地巡邏的美軍,身邊是戰友們的身影。潛伏戰士就在美軍的眼皮下,必須一動不動,一旦被敵發現,潛伏隊伍將喪身在敵槍林彈雨中。中午,美軍突然向這支潛伏部隊的地方無目的地發射燃燒彈,有一發正落在邱少雲身旁,他身上很快就燃起熊熊烈火。邱少雲身旁就有一條水溝,但他連看也不看一眼,汗水從頭上流下來,雙手緊緊插入土中。在這生死關頭,剛剛21歲的邱少雲,忍着撕心裂肺的巨痛,慢慢地把槍和身上的彈藥推開,臉和身子牢牢地伏在地上。烈火整整燒了30分鐘,他如巨石一般紋絲不動,直到壯烈犧牲。

下午天黑前,衝鋒號吹響了,戰友們用了不到20分鐘的時間就全殲了391高地上的美軍,為嚴守紀律、在烈火中永生的英雄邱少雲報了仇、雪了恨,並牢固地奪取了敵陣地,為鬥流峯、西方山這處戰略要地打上了銅牆鐵壁。

三、419陣地前一彈命中敵坦克

在中線作戰期間,我們炮連設在五聖山西側山上的觀測所與步兵某部二營的指揮所同在一個山頭上,相距約10米左右。為實地觀測最前沿419高地四連陣地的地形情況,我和另一位觀測員於1952年夏天的一天由二營的通訊員黃繼光背上卡賓槍引領和護送去419陣地。

在此觀測10余天期間內,有一天上午11時左右,美軍從金城炮兵陣地向419高地我軍前沿陣地進行猛烈的炮擊。射來的炮彈中有瞬發、延期和空炸,目的是破壞我軍陣地上的碉堡、戰壕,並趕我陣地地表戰鬥人員進坑道。炮擊後期又射來幾發煙幕彈和毒氣彈,有白、黃、玫瑰紅等多種煙幕,結果坑道里三、四十人、除我炮兵兩觀測人員(因我們用的是美式防毒面具,步兵用的是日軍被打敗後留下的)和坑道口連隊的三、五個指揮人員外,其餘人員均中毒暈迷在坑道里。我們幾個未被完全中毒倒地的人,一面持各種武器赴地表守衞陣地;一面電話通知後方部隊迅速來陣地背運中毒倒地的傷員回後方救治,情況十分危急。

在上甘嶺戰役打響前的9月底10月初,美軍曾有多輛坦克到該陣地西側向我軍陣地後方冒進,企圖探我軍虛實,能否從後背包抄,切斷後方增援,奪取五聖山主峯陣地。面對危急形勢,我守軍要求炮火支援,以防坦克炮擊419高地的我陣地坑道口,奪取419陣地。由於我曾在該陣地駐守觀測多日,所以當我炮連指揮員決定火炮支援時,我準確地給了停在419陣地西側峽口路上坦克的座標,試射的第一發炮彈即命中該坦克頂部,引起這輛坦克起火爆炸,使從峽口進來的坦克無法退回,在峽口外的坦克也無法進來救助,只能丟下已進入峽口我陣地後方的坦克,狼狽地退了回去。使美軍膽寒地放棄從此進入我主陣地後方配合奪取主峯陣地的企圖,只能在10月12日開始從正面向主峯正面的537.7和597.9兩高地向我陣地攀險進攻,打響震驚世界的上甘嶺戰役。

四、成為朝鮮停戰關鍵一仗的上甘嶺守衞戰

從1952年10月12日至11月23日,歷經43個晝夜的上甘嶺守衞戰,是抗美援朝五次戰役後最激烈的一次爭奪戰。這是艾森豪威爾從歐洲返回美國當選總統後,想打一次勝仗以振軍威和對就任總統的慶賀。

這次美軍向我中線五聖山(海拔一千零幾米)南側兩地的進攻,是我軍堅守這兩個高地及周圍地區的爭奪戰。將此次戰役定名為上甘嶺戰役,是因為這兩個高地之間有個只有幾户人家的小村莊名為上甘嶺。若美軍攻佔了五聖山,整個中線戰區就在美軍的視線範圍之內了。我軍堅守上甘嶺陣地不僅可確保五聖山的安全,且可保持對敵佔金城仍在我軍眼皮底下,對敵是一大威脅。

具有關資料介紹,在這次戰役中,美軍向597.9和537.7兩高地發射了三百萬發炮彈,並有上百架飛機輪番進行轟炸,兩個高地被炸低了兩米,石頭被炸成了發紅的石粉和石塊,一腳踏下去,腿腳都被埋了一大截,伸手抓一把虛土就能有好幾塊彈片。戰鬥的艱難遠比陸柱國所寫的上甘嶺電影描述的更殘酷。防守陣地的指戰員從坑道去上甘嶺村附近取水,來回不遠的路程卻要犧牲不少戰友;後方支援上來的援軍,也要在到達坑道的路途中犧牲一批。堅守坑道的戰友,為奪回地表陣地,有多少像黃繼光那樣的戰士撲向敵堡的槍口,或在像雨點般的槍彈和炮彈中倒下。就是在夜晚,美軍不間斷的照明彈也把陣地照得亮如白天,地面的炮火,空中的飛機掃射轟炸,拉鋸式的爭奪戰,讓3.7平方公里的狹小地段變成爆炸燃燒的火海。在43天的爭奪戰中,美軍被擊斃和傷俘25000餘人,我志願軍也付出了11500餘人的代價,才守住了這塊不大的陣地。

我在這次戰役中負傷後轉回國內療傷的過程中,在志願軍總部陽德附近擔架上見到一位我部曾配合其部作戰的副連長告訴我,他們連100多人的隊伍,只剩下6名傷員下來,其餘的均“光榮了”。

五、違反國際公約使用細菌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國際公約規定在戰爭中不準使用生化細菌武器。我在中線戰區作戰的十幾個月中,多次見到和經歷美軍在我軍陣地上空投放包有帶細菌的老鼠、蒼蠅、蚊子及昆蟲等的紙包,在20米左右的上空爆炸,黑鴉鴉的這些東西漫山遍野地散落下來,在陣地上亂飛亂爬。每逢這樣的情況,我軍各指戰員都要花時間和精力清理焚燒。我們在十幾個月作戰期間走路都要將褲腿紮起來,還要定期注射多種防疫針,以防可能感染上各種疾病。我負重傷被送回國內治療時,運送我們的汽車在進入國門時,都要用消毒水噴灑,經嚴格消毒才可進入國門;我們這些傷員身上穿的和帶的衣物都要送去蒸煮,還要光着身子經過“桑拿”消毒才能送往醫院。在戰場除使用細菌武器外,殺傷力很大的毒氣彈、凝固汽油彈等也是美軍常用的武器。

六、戰場上我們吃住條件差得很

1951年夏天我部進入朝鮮中線作戰區時,正是美軍對我方交通運輸線進行絞殺的時期,戰場的各種所需物資的供應都十分困難。不僅槍支彈藥供應受到影響,連部隊指戰員的吃、住和醫藥條件都很差。

在中線10幾個月的作戰期間,我們部隊一直在防空洞和坑道中堅守。朝鮮農村的房子大多為石頭片所蓋,在戰爭中多已被夷為瓦礫。我們住的防空洞不僅光線暗淡,而且非常潮濕。雨季時洞外大雨洞內小雨。外面天晴了,洞內還繼續不停地嘀噠,身上的棉衣濕透了,全靠身體捂幹,無法洗衣洗澡,每人身上的蚤子(革命蟲)成堆。陣地上不能生火做飯,常吃的是炒麪、壓縮餅乾,副食是黃豆、花生米和極少的肉罐頭,極少能吃到綠葉蔬菜。為了能吃到熱飯、喝上熱水,只能從後方陣地背一些木炭加熱。因為吃不上蔬菜,我們中的不少人患上了夜盲症,一到天暗下來,什麼都看不見,只能用松針熬水喝,雖然很難喝,而只有喝這種水才能有點葉綠素。我們這些觀察人員,每天要在炮頭鏡下觀察敵情多個小時,經常看得眼睛紅腫,甚至發炎到眼睛裏往外流膿似的眼淚。

這既缺少營養又十分勞累的生活對我們這些重炮觀測人員來説也有偶然的改善,那就是配合步兵打了勝仗得到繳獲時,步兵部隊會給我們送來一些戰利品,如罐頭、糖果、駱駝牌香煙等。當然也有“享受”的日子,特別是秋天,陣地後面的山坡上有許多毛栗子樹,我們拿面口袋採撿來放在炭火邊烤熟既當菜又當飯來享受,可謂苦中取樂。

當時醫藥條件很差,我們在陣地上每人都帶有兩個急救包,有些急救包的藥棉未很好消毒,還留有污垢和血跡(不法之徒所為)。負傷手術後只有口服的磺胺,傷口也只能撒點磺胺粉,青黴素(盤尼西林)之類的抗菌素是見不到的。

本人在上甘嶺負傷後,因失血過多在戰地醫院暈迷數天,轉送至國內第28陸軍醫院(哈爾濱附近的阿城縣)時,滴水成冰,有人開玩笑説,上側所要帶根木棍,尿出的尿會結冰要用木棍子敲掉,否則褲子提不起來。那麼冷的天氣裏,我的傷口化膿滲透棉衣和棉大衣。若有好一些的消炎藥,傷員哪能受這個罪呀!

七、社會建設要有知識和人才

經人民解放軍第28陸軍醫院數月的治傷後,我被評定為二等乙級傷殘(現在的6級傷殘)。

傷愈後經一段時間休養,我身體恢復到可以重新投入革命工作。當時我們國家正面臨從站起來向富起來、強起來的方向邁進,為響應黨中央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我通過參加全國統考於1954年8月以優異成績考入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學習。入學時,《文匯報》有復旦大學新生入學的報道,其中有一段專門介紹我這一新生作為傷殘軍人考了優異成績的文字。

在學習期間,我在1955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於1956年秋天擔任學生黨支部書記。為紀念解放軍建軍30週年,於1957年6、7月在《江西日報》實習期間,徒步去井岡山地區採訪,在《江西日報》三版頭條發表題為“革命火炬插上井岡山”等幾篇長文,其中“打開新局面的一仗”(後來常稱之為龍源口大戰)被江西省教育廳全文選編入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學生鄉土教材中。

1958年大學畢業後,我主動要求到大西北工作。到甘肅省人事局報到後,按中央的規定要求,安排我帶領80餘名全國來甘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到董志塬勞動鍛鍊。期間毛主席有社會經濟發展有張有弛的講話精神,地區某領導傳達時,人民公社的團委書記都參加了,而我是剛畢業的大學生黨員卻被拒之門外。我仔細閲讀人民日報等媒體的有關文字,撰寫了“起與伏”的文章發表在省委主辦的《紅星》雜誌1959年第6期上。當地一些縣處級及公社級的黨員幹部驚奇地問我:此文署名的唐少卿是否是你這個唐少卿?

1959年夏回到蘭州後,蘭州大學中文系已轉到新辦的蘭州藝術學院為文學系,正籌備着辦新聞專業,我被人事局分配到該系主持這項工作,併兼任教職工黨支書記和黨總支宣傳委員。我與有關領導一起研究制訂教學計劃、組建師資隊伍,並於1960年用自編的講義為新聞專業新生講授《新聞學概論》;同時兼任學院教務處的教學科長,主管教學科研的相關事宜。

1962年底,新聞專業停辦後,我被調到蘭大教務處任科學研究科科長,根據《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自然科學研究工作暫行簡則(草案)》的精神,在校長江隆基和教務長崔乃夫的直接領導和指揮下,帶領科內同志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擬訂了執行 《簡則》的意見,提出穩定科學研究方向,健全科研隊伍,改善科研條件,開展學術活動等方面的意見,並確定重點發展的17個研究方向,開展學術活動等方面的意見。“文革”前後,這17個科研方向為我校產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培養了大量的人才。

1979年,為迎接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我在具體組織理科各專業準備申報科研成果材料時,配合校革委會副主任崔乃夫頂住所謂走白專道路和在“文革”中被誤批判為“地主分子”的教師等不可申報科研成果的壓力,使一大批科研成果離開校門報送到省上和中央,全校有100多項獲省級獎勵,有本校教師單獨完成的23項和與校外人員合作完成的7項獲全國科學大會獎,其中大部分均為之前確定的17個重點研究方向的科研成果,我為學校撥亂反正做了一點有益的工作。

1978年底,根據鄧小平與李政道談話,為彌補我國與國外教學科研差距,應派一些業務好的中青年教師到國外去學習交流的精神,我在具體辦理學校選派一批中青年教師出國進修事宜時,在校黨委主要領導的支持下,排除某些人腦中“文革”遺毒思潮的干擾,促使全校40多名教師在百廢待興時順利走出校門到國外進修,回國後成為學校的骨幹教師和學術帶頭人,他們為本校教學科研做出了突出的成績。

八、努力辦好兩種學報

上世紀60年代初,我校文、理兩種學報均在我主持的科研科編輯出版發行。

我打破不發大學生論文的常規,將一位1963年畢業學生所寫泛函分析方面的優秀畢業論文發表在理科學報上;搞羣論研究的青年教師所寫論文無專家可審閲,我調查發現在全國學術會議上報告時有很好的評論,破例未有審稿意見而發表,激發其科研興趣,他陸續寫了多篇科研論文而成為小有名氣的教授和博導。

1979年底開始,我專職任學報編輯部負責人,獨立主持兩種學報的編輯出版工作,直到1994年離休前的十多年間,一是在校圖書館有關人員的配合下,蒐集我國大陸1950-1981年366所理工農醫類和師範院校編輯出版的434種學報類學術期刊中的100多學科的自然科學學術論文篇目58260多條,約290萬字的材料,於1982年11月用《蘭州大學學報叢刊》的形式,主持編輯出版《1950-1981年全國高等院校自然科學學報總目錄》,該目錄為16K本1294頁的工具書,並以此撰寫“中國高校自然科學學報三十年”的長篇文章,以特稿形式於1984年4月《世界圖書》雜誌的首篇,向國內外介紹了新中國自然科學學報發表的論文。

同時在這期間,先後親自處理各類稿件2600多萬字,在政治上把關,文字和業務上求精,並在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我校文理兩種學報有了長足的進步,成為國內外有較好影響的兩種學術期刊。理科學報於1989年11月被國家新聞出版署期刊司和國家教委科技司評為優秀編輯質量三等獎,省科委和省新聞出版局也於1989年和1992年先後兩次評定為“甘肅省優秀期刊”;1989年5月又被省高校學術期刊編輯研究會評定為“甘肅省1988年度自然科學學報質量一等獎”。據《世界圖書》的研究文章介紹,蘭大理科學報在全國自然科學核心期刊中被排在第41位,在全國高校中只有15家學報被列為我國的核心期刊,本校理科學報列第4位。1991年該刊物的研究文章還報道,我校文科學報在全國3200多種社科類學術期刊中被排在第15位,是很榮耀的。

同時我還兼職為有關專業的大學班級講授《管理學》課程;二是為學校和省委組織部多年、多次舉辦的甘肅和西北地區縣處級幹部培訓班和一些文科研究生班講授《領導科學和領導藝術》的課程;三是在中央號召大辦鄉鎮企業時期,於1987年9月我任副主編並撰寫部分內容編輯出版了《鄉鎮企業經營管理》一書,出版發行一萬餘冊,成為甘肅鄉鎮企業相關管理人員的必讀。1990年7月,我作為編委和編寫人員之一的《新技術革命辭典》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1992年12月,作為副主編和撰寫人之一撰寫、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甘肅四十年經濟簡史》(1949-1989)一書(書名由原中共中央政治常委宋平所寫)獲三等獎。80年代後期還為學校培養了西北地區首位災害經濟碩士學位的研究生。

九、利用業餘時間積極開展科學研究

我先後主持和完成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的《幾種自然災害損失計算標準及減輕危害的研究》項目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的 《自然災害損失評估與減災經濟效益研究》項目,並配合中央提出西部大開(發)的要求開展研究。

先後在各類學術期刊發表《西北環境和發展戰略問題》《西北荒漠的開發》《試論西北畜牧業的發展戰略》《吐魯溝景觀資源開發利用的構想》《生態系統的整體性規律》《論自然災害與經濟發展》等學術論文120餘篇,出版學術專著《西北開發:環境·戰略·對策》和《災害與災害損失評估》等,並獲省教委哲社優秀成果二等獎6項獎勵,在西北開發和災害經濟方面作了開拓性探索研究。

1991年6月,我在蘭州主持召開的全國首次災害經濟損失評估理論與方法的學術討論會,當年的民政部部長崔乃夫在賀信中稱這次會議“是繼1986年5月在北京舉行的全國第一次災害經濟學術討論會之後的又一次災害經濟學術盛會”。我校地學界的前輩馮繩武教授譽我的學術論文和專著“吸收了地學、生態學、經濟學等學科領域研究的新成果,並運用系統論的現代科學理論和方法,對西北建設和未來發展中的上述問題進行了探索,不僅研究了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而且對這方面的實際問題有分析地提出了具體意見,具有理論色彩和實踐意義”。

因本人的貢獻,終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並被國家新聞出版署編輯專業高級職務評審委員會會議評審通過,獲編審任職資格,成為本校學報的編審。

十、離休後繼續發揮餘熱

1994年6月離休後,本人克服身殘多病的困難,不忘初心繼續關心國家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問題,堅持寫作和科學研究活動。

於1996年3月完成了在職時國家教委“八五”規劃重點資助的科研項目,撰寫了25萬字的研究報告《災害損失評估與減災效益初探》。還在離休至今的20多年間先後發表《西北的自然資源與經濟的持續發展》《甘肅的水資源與西部大開發》《探索我國西北礦業的生態形開發》《建設甘肅新型的生態農業經濟》《首期進藏鐵路方案的比選和修建》《甘肅退耕還林還草中的生物多樣性和生物入侵問題》《試論西北大開發中化肥農藥對生態環境和食品安全的影響》等40多篇論文及數十篇隨筆和雜談。2003年,即在2007年黨的十七大確定生態文明建設的4年前,甘肅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本人的專著《生態文明建設與西北的持續發展》。2002年10月獲“中國高校學報突出貢獻獎”;2004年4月和2005年1月分別在甘肅老教授首屆和第二屆論文報告會上均獲“優秀論文獎”;2017年10月在離退休教職工黨委“暢談十八大以來變化、展望十九大勝利召開”主題徵文活動中,本人的《數風流看今朝》一文獲全校唯一的一等獎;《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一文獲三等獎。

本人蔘加革命七十多年來,在黨的培養教育下,在抗美援朝、保家衞國的戰場是一名勇敢戰鬥的戰士;經過戰場烈火的鍛鍊,發揚抗美援朝的戰鬥精神,在社會主義祖國建設的過程中,學習和工作的過程中,為黨、為人民、為國家做了力所能及的有益工作;在今後有限的年月裏,決心堅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繼續前進,再前進!

(蘭州大學報總第970期,2020年10月30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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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唐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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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肖超元
責任編輯:許文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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